从监察程序来看，《监察法》也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精神。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公共领域得以急剧扩张，具体表现为向政府行使权力领域扩张、向私人领域扩张以及内部结构的多元化三个基本向度，新的法治需求亦随之产生。网络众筹模式、共享单车模式的应用更是导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深度交融，个人行为更容易引发公共问题。

在互联网公共领域，这一功能得以保留并得到强化。[2]陈惊天、耿振善：《互联网时代呼唤软法硬法的协同治理——专访罗豪才教授》，载《人民法治》2015年第1期。三是要建立动态监控机制，定时对经过备案的互联网软法规范实施成效进行评估，并要求制定主体作出相应的整改。例如，《网络信息安全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禁止性规定等。(3)硬法规制忽视互联网社会主体自我规制的作用。

3.培育共享共赢的理念。行业协会在制定公约、标准时，应尽可能防止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垄断，将中小企业纳入到协商过程中来，并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建立于这些因素之上的社会制裁，虽然没有如硬法一样的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但这种软法的制裁对于一个理性的团体成员来讲，有时甚至比硬法制裁更加严厉。

[16]与权力回归社会的进程相适应，法律的社会化进程开始加速发展，相当部分法律的制定权和实施权也逐渐转归社会。[7]他还以为：并非任何一种命令都是法律，只有普遍的命令，即强制某个人或某些人必须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命令，才具有法律的性质。法律的概念总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从历史角度看，定义只是对概念内容的快照。由国家强制实施的法律并非治疗社会一切病症的灵丹，数个世纪之前就有学者对国家法律的弊病进行了抨击。

可能在于其制裁方式——不依赖国家强制力而依靠社会强制力实现软法责任。这种非理性来自组织成员，他们参与组织活动，但不仅仅是为了组织的目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目的。

[1]即，社会化是社会把一个自然人转化成被社会所接受的社会人的过程。但是，直到今天，国家法律所具有诸多局限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譬如，极端的形式主义、高昂的诉讼费用、拖拉数年的诉讼程序、投诉无门、法律落后于社会实践的变化。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教育养成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忠诚感也是促使人们遵守软法规范的一种重要方式。

法律的社会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带有不同的特征和内容，社会化的法律经历了长期的演化，演化的内容表现在法律的诸多方面，本文在此主要讨论法律的社会化中法律意涵的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变化。即使没有法律，或者法律没有效力，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也会抑制自己，不会有反社会的行为。第三，对法律行为的压力在减轻。[12]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在当代西方法理学中意味着一场本体论的变革。

社会公法中软法规范的形成带有浓厚的传统性与经验性，而国家制定法中的相当一部分法律规范往往可以基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制定或者修改的所有程序。促使试验对象选择明知错误的答案的原因就是群体的压力。

实现软法规范的责任，可以通过教育，培育集体意识，或者营造一种环境来影响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以延续和加强群体的凝聚力，来促使群体成员主动承担软法规范为其设定的责任。随着有限政府观念在17世纪英国政治斗争中的诞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成为许多学科探索问题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也不可能理解法律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专业性业务的一门技术的这种实在性。在德国，根据《基本法》，教会有权在普遍适用的法的范围内处理其自身事务。二是指在国际法中确立行为准则但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导原则、政策宣言或者法典。法律运行的实践也表明，违背社会规范和习惯的法律不仅难以推行，而且有可能成为一堆废纸。对禁忌规范的遵从从原始社会沿袭下来。(三)权力的社会化：软法的回归 如前分析，强制力并不必然是国家的强制力。

从社会群体发展的角度看，尤其在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人性化发展，使得社会化过程中个人的创造空间越来越大。软法规范中则一般没有关于一旦违背软法规范中权利义务的规定，当事人如何直接诉诸国家行政权或者司法权求得救济的内容。

如康德所言法学者还在为法下定义。[10] 但是强制力的观念并不能圆满地解释法律内容、法律作用、法律活动和法律适用范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对法律某些现象(甚至病态现象)的过度关注与夸大的结果。

尽管软法具有千姿百态的存在形式，但这些规范往往都深深根植于习惯之中，它们的形成需要历经长时间的积淀，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认同和模仿，通过权威和传统力量慢慢地沿袭下来。[29]从这个意义上说，硬法规则中的大部分责任实际是通过软法责任机制实现的，或者内化为自我实现的责任，又或者外化为社会压力下的责任，总之，并未真正动用国家强制力，并得以实现。

软法的特性表明，软法对人的社会化程度要求超出硬法。[14]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3页。[19]如果人们认为法律只能由国家制定，那么，许多重要的法材料和法的规则就都被排除在法的概念之外了，比如在西方法律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教会法。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律强制力的观念终于遭到了法学家的全方位的严厉发难，其主导地位终于飘浮动摇。

[35]即使不是在日本，在多数的社会条件下，对于社会中的多数人来说，声誉损害的惩罚要超出一般的财产损失或者一般的肉体痛苦。[28][美]埃里克?A?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沈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概括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被非常残酷的压迫机制强迫着进行工作。因此，他把法定义为，同时具有命令性质和归属性质的伦理冲动，即法律冲动。

因此，驱逐或者放逐，始终是迫使团体成员不得不以明确的态度来服从团体规范的有力手段。[24]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32] 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禁忌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解和管理的。[36]Richard Posner, 1997，Social Norms and the Law: An Economic Approa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7，No.2，pp 365-369. Robert Ellickson, 1991，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张维迎：《法律与社会规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在软法规范中，最严厉的软法责任是对身份的惩罚——驱逐或者遭到排斥。留给法律经济学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遵守社会规范？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律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

[8][英] J?奥斯丁：《确定法理学范围》，H?哈特编，英国伦敦Weidenfeld and Nicolson韦登菲尔德与尼克森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22-24页。转引自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软法律的一方面表明法律强制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律的国家强制力在减弱。[4]故，无论作为客观存在的法，还是作为制定法的法律，都无法超越社会实践而存在，都以社会关系为其调整的内容。

[2]在这个过程中人并不是一个纯粹被动的受化者。此时，法律的国家强制力色彩浓厚，法律的社会化进程趋缓。